【摘要】当今与经济高速发展同步的是现代文化也得以迅猛发展。诸如有城市、社区、行业、企业、校园等等文化。目前中国除广袤农村外的2000多城市(县区)中,几乎各群体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些新兴的文化集合覆盖了城市社会,以至成了城市人物质生活以外的主要精神依托和追求。
如果对新兴文化的成因乃至其渊源追溯、剖析便可发现,它们几无例外的都根植于被称之为母本文化的乡土文化——而乡土文化又以村落为载体,无一不在乡土民俗的基础上而后发展创新。这是由中国的最大国情——拥有幅员辽阔的广袤农村、数以10亿计的农民主体所定义的。以村落为载体的乡土民俗文化,是凝聚在中国整体文化中并通过农民体现出来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整体文化不断汲取营养的最主要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
当前国家注重编纂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同时,应迅速全方位启动和重视中国方志中最低层村志的修编,以村志为村落文化的载体,藉以凝聚10亿乡民的合力,进而渗透、感教数亿城市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同时,通过对村落文化的深入研究,找出城乡文化差异产生和变迁的自然、背景及其规律,为文化强县、强市、强省乃至强国、强民提供基础资料支撑,其现实意义重要而深远。
【关键词】拯救 乡村 文化 编纂 民俗
一、村落民俗的本原性
村落自有村落文化及其民俗文化,村落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萌芽也是中华文明的中流,以至顽强地延续至今天。村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文化及其民俗便应运而生。从人类发展史来说,村落文化及其民俗文化总是伴随村落的诞生而诞生,伴随村落的消亡而消亡。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村落史,也是一部村落文化史,研究村落文化离不开对村落的考察。
1、 村落原始信仰的一脉相传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中信仰的起源来自悠久的农耕文化,即使现代化的今天,城镇人虽多多少少受其影响,但原始信仰仍然深深根植于村落生活,根植于农桑活动中。村落是民俗向城市过渡的桥梁,许多民俗现象在村落产生,然后波及城市,形成都市民俗,中国的都市民俗很大程度上是村落民俗的延伸和发展。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承传并延续,是中国村落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村民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迄今,就村落的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活动及各项手工艺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一定的禁忌等,也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如出行选择“三、六、九”“初一、十五不出门”。造房建坟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巫术、祭祀、禁忌活动。其中,上梁仪式尤为隆重,梁上要贴“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红纸条幅;工匠登高时要唱《上梁文》,然后在梁上将馒头、散钱等抛下,以驱煞、镇鬼。
最初作为遮羞和保暖的传统服饰,按礼制的规定,必须与一定的信仰活动相适应,故有所谓的“祭服”。此外,村落民间还流行许许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五香布袋、辟邪鞋饰、玉佩、护身符等。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禁忌习俗迄今仍司空见惯
。在许多村落的社会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护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务。而社交往来时,以某种信仰仪式或赌咒发誓来互相约束、取信,也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在人生仪礼中,原始信仰渗透得尤深。如围绕生育,就有五花八门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习俗和产妇、产房禁忌,以及一系列为婴儿祈福的仪式。结婚迎亲时,也有许多巫术活动,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汉时就已流行,以弓箭镇邪,悬铜镜驱崇等,早在唐宋文献中已有记载。丧葬因与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信仰活动更是形式繁复,名目众多。
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有祭祀祖先的仪式。
2、村落的宗法观念根深蒂固
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宗族制度与宗法观念紧密相联,宗法观念的生长甚至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在西方国家,基督教、天主教使人们信仰上帝创造了人。而在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成为普遍观念,祖先信仰、祖先崇拜根深蒂固,年节祭祀,清明扫墓,这些活动即使在“文革”的禁锢时期,也还若明若暗地存在着。血缘关系更是永远排不掉的。宗族制度构筑了九族、五服、三党的血缘、亲缘关系网,即使在这个制度被摧毁以后,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还是存在的,讲不了九族,三族至少是存在的,讲不了五服,三服至少是存在的。可以说,宗法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中国人的人性血肉相连的,是宗族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心理基础。因此,当今农村宗族问题的重新出现,并非偶然。
中国农村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一个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父亲、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母亲、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繁缛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孔子强调“正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
农村宗族世系表明,通过某种仪式使非血缘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民间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从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部落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血缘关系这一轴心展开的。
数千年来,“孝亲”情感一直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是对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人们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而“无父无子”“六亲不认”的人,则为众人所不齿。此乃宗法观念影响下社会心理的另一重大特征。
3、地表器物承载着民俗信息
考中国地上文物,农村约居十之九,其中多数为民俗文物与民俗器物。
广布于村落的民俗器物是过往生活的表征和留存,应该予以珍视和普查、登记、搜集、保管、保存。民俗文物的具体内容,又可以说是大到民居建筑,小到荷包挂垫,无物不有,无所不在。如生产工具、作坊器具、民居农具、服饰炊具、节令用具、娱乐玩具、民间美术、器乐道具等等。举凡民间物质文化,均在其列。
譬如,在中国农村,典型的四合院不单单是几间房子,它是村落文化的立体结晶,记载了村民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第一,隔绝内外,一家人的活动,都在墙院内,显示出与外界的独立性。第二,伦理秩序,从四合院的布局上,体现出传统的“礼”和“孝”的概念。第三,风水禁忌,四合院的营建极讲究风水,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雅居生活,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出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
今天,四合院离我们已经渐逝渐远,而它的文化内涵却永掘不尽,与其思维逻辑、结构方法相联系的文化精神和生命状态,尚未能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就此消失。
二、触目惊心的村落生存状况
中国最大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仍然基本处在农耕文明时期。村落是农耕生活遥远的源头与栖息地,迄今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人还是土地的耕作主人,继续在村落农耕课桑,繁衍生息,享用着世代相传的传统文明。
由农耕文明繁衍的村落文化,兼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重特性,因而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过去,我们曾经片面地把一些传统村落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只注重保护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灵魂性的精神文化内涵,徒具躯壳,形存实亡。传统村落的保护必须是整体的文化保护。
村落的建筑无论历史多久,都不同于古建;古建属于过去时,乡土建筑是现在时。所有建筑内全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必须不断地修缮乃至更新。所以村落不会是某个时代风格一致的古建筑群,而是斑驳而丰富地呈现着它动态的嬗变的历史进程。它的历史不是滞固和平面的,而是活态和立体的。作为生产和生活基地的村落,首先是社会构成最基层的单位,是农村社区,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文保单位”,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村落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护必须与发展相结合。在另两类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显然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村落的精神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民规、生产方式等,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也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数以百万计各族各地根性的传统村落的存在,中华文化的灿烂就会黯然失色得多。
可是,近年一些对村落调查和统计的数字令人震惊——2000年时中国自然村总数尚为363万个,可到了2010年就骤减为271万个,10年内减少了90万个!显示着村落快速消亡的势头锐猛。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城乡一体化”以来,很多村落的原貌正在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巨大变化。不仅许多古人遗留下来的古迹正在消失殆尽,村落中许多的古老传说、曾经鲜活的民众文化和民间艺术、传统的民俗事项,随着一批一批老人的去世,也将随之失传,一些古老的村落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更是将逐渐被湮没,被遗忘。如果不及时对村落的文化、民俗进行抢救性的整编,再过几年几十年,中国的本土文化将面临消亡,民俗文化将面临断层,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就是建设了一个仅仅有着经济意义上的空壳。尤其是不能给村民留下一笔文化遗产,将是件永久的憾事。
巨量村落的消失,其原因不外乎三: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出现了人去村空——从“空巢”到“弃巢”。二乃政府行为的城镇化,撤村并点力度强势,所向披靡,大量“蚕食”了周边的村庄,它直接导致村落消失,是近10年村落急速消亡最主要缘由。三归咎于城市优越的新生活方式,成为愈来愈多年轻一代农民倾心的选择。许多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年轻农民,已在城市安居和定居,村落的消解势所必然。
传统村落的消失,不仅是灿烂多样的历史创造、文化景观、乡土建筑、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遭遇到泯灭,大量从属于村落的民间文化——非遗也随之灰飞烟灭。这是国家当前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三、村志编修乃民俗的最佳展演
就宏观而言,村落社会的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村落占居绝对的多数,还因为村落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以更深的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如果不从村落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微观上说,一个村编写出一部村落文化典籍,其最好的形式为村志,以村志记载村落发展演变的历程,其中全方位的记载村落民俗文化,作为资治、存史、教化的文献留存于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也是一件利国、利村、利民的大好事。再从当前实际来看,村志承载着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盛世,意义特殊显而易见。今日提倡编纂村志,实际上等于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一次深刻的调查研究和个案分析。再过若干年,中国广大人民生活将要整体上达到小康水平,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因此说,目前经济无论怎样发展,不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农村的历史和现状,是偏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的。
但是,多少代以来,生养我们的村落大多名不见经传,身不在典册,它进不了一直是由文人文化中记录的大背景、大历史。在旧时,处在社会下层的民众无法掌握文字,承载和传播村落历史和记忆的,只能主要是靠口头传承或是行为方式,但这种口头传承往往会受人的因素制约。因此,当前编纂村志乃农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最佳途径和最佳载体。
1、村志对本土文化的包容并蓄
不可否认,编修村志是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村级资料的最佳载体。蔚为大观的村志乃规模最大的地域文化集群,所载事物,上可至起源,下至成志之日,来龙去脉,悉数记载。不少关于历史文化、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民风民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皆录于志。优劣兼记,真实客观。
村志的包容性决定了村志地域文化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和魅力所在。民俗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北方寒冷地区和南方温暖地区人们的着装就有区别,城市和乡村的服装也有很大差异。饮食文化的地区性则更明显。以主食为例,北方食粟而南方食稻,是七千年来形成的差别;譬如中国饮食,近数百年来形成了川、粤、苏、鲁四大菜系及若干小菜系。居住方面,北方四合院、江南水乡民居、晋陕窑洞等等,分别展现了不同的地方特色。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乡土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文化传统有关。
从民俗的角度上说,凡方言皆产生于乡村。尽管我们还不能断定语言的空间差异之造成与自然环境必然有关,但可以肯定,自然环境的因素有助于强化语言的空间差异,有助于方言的长期保留。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是文学艺术。文艺创作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地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如地方戏曲,有豫剧、平剧、沪剧、粤剧、黄梅戏、潮汕戏、川戏等。由于文学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源于底层生活,因此必然带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在广大农村,由于历史文化积淀厚重,不仅存有大量的古文化遗址,还有无数名人英烈;不仅有道不完的传说典故,更有数不清的文人墨客留下的艺文字画。
从方志功能来说,村志的体例,谓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举凡述、志、记、传、图、表、录等皆可运用,其中就有对村庄历史衍变、物质文化、村俗文化及谱牒文化的重点记载。如果记述到位的话,一志在手,便可对村落文化起到“一叶知秋”、“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轻估。可以预见,村志所记的在今天看来十分常见的日常生活资料,很可能将来就是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瑰宝”。试想,假如我国数以百万计的村庄都理清了自己的历史,这将使中国史学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
目前业已编出的每一部村志,都透析着质朴的乡民豪情,这些往往为专业史学著作所欠缺。村志的入志对象包括全村的民众,农民之间有着非族即亲的血缘关系,有比城市要紧密得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几乎人人互相知根知底,叙史真切实在,一般少隐讳和曲笔,修志的目的非常明确,全在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先辈创业之艰难,务求发扬光大。
2、村志承载村落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各类志书中,村志较之其他文化类书籍更具有鲜明、形象的特点,更富有介入性。“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辽阳洲志乡土志》卷前)。爱国先爱村,爱村必读志。村志,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贴近、详实、鲜活,尤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从经济到文化,从生产到生活,从风情到民俗,从人文到人物,所记所载,紧贴村民,实实在在,具体形象,无不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志以其特别生动翔实的材料,为村民提供了热爱家乡的生动教材,能够正确而又适度地调动人的恋乡恋村情结。
首先,村志既为一方之全记,举凡一地历史沿革,山川形胜,政治建置、人物传记、武备兵防、经济状况、风俗民情、宗教、异闻,无所不载,应有尽有,缺一不可。村志又是一个村落的百科全书。民俗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分,是村志必须记述的重要内容。忽视民俗文化变化的记述,“百科全书”将徒有虚名。其次,村志的特点之一就是地域性,亦即地方特点。而民俗内容是最能体现地方特点的门类。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有各地的民风,各地有各地的习俗。在编写方志过程中,写出了不同的民俗,也就突出了各自的地方特点。第三,改革、开放、发展、竞争、创新,成为我国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交流方式、交往方式、出行方式、礼义、节日习俗等出现新的变化。同时,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客观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的反映。第四,加强民俗文化变化记述,是保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科技进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习俗、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当然不可能是全部发生变化。因为,习俗作为文化现象具有相对稳定性。尽管如此,民俗事象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社会生活变化了,有的民俗文化事象仍旧保留,有的消失,又有许多新的文化事象产生了,许多新的民俗事象补充到旧的传统民俗中。
另一方面,村志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在寻根问祖、追踪访亲中已经起到并正在起到巨大的作用。不妨看一看我国的城市居民以及海内外的华侨,只要上溯几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可以发现自己的祖先原先也是农民。即使上溯几代以上没找到先民,由于持久的传统和强大的农村氛围双重影响,从其身上也都不难发现农民习俗和思维的胎记。尽管现在有人能恣情享有豪宅和数百万美元的豪华轿车,但传统节日时照样回归故里,掬一把黄土添坟上,烧一柱香火插坟前。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华民族是在传统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村落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素材。
村志既然是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样不可低估它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警示、借鉴作用。村志的集合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国情、地情调查,编修村志最大的宗旨是全面了解农耕文明的历史,是研究当今人们赖依生存的生态资源面临问题的最好方式。横向的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为了攫取和维持所谓的文明,人类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以致现代世界已十分迫切地感到保护地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要。
村志还有一个实用功能之一便是,广为发掘和传承地方文化。村落一些古建古俗和流传民间的非物质文化资料入志,弥足珍贵。如地处湖北省保康县南部边陲的店垭镇格栏坪村,在编修村志时,被淹没了几百、几千年的古文化被发掘出来。其中发现了楚文化、西汉文化、三国文化和明清文化的重要线索。另外还有祠堂等古建筑遗存,其建筑规模、建筑风格、名人轶事尚未失传。贺龙率红三军在此闹革命时,书写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仍清晰可辨。
2011年8月,河北省永年县龙泉村村民赵毓志等人在编纂《龙泉村志》搜集史料时,发现一本已有121年历史的光绪庚寅年(1890年)翰林朝考卷。这一发现,对研究清代的科举制度和欧体楷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村志编纂的重要意义
编纂村志,是以村落的文化记录者和历史叙述者作为丛书的人文定位,通过记录村落的历史文化,也将从一个重要的体位来展演悠久的民俗和文化,从而为创建底蕴深厚的文化名村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由于村志挖掘记录的是村落原生态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记忆,本土气息浓厚,传统情韵深远,文化蕴味悠长,讲述历史真实可亲,因此也将能成为当地很好的乡土教材。
编纂村志,正是一个从草根重建文化自觉的新尝试。通过村志编撰者的努力,去追索、挖掘、发现和重建关于农民自身的、家族的和村落的共同记忆。使对村落文化的探索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生活的契机,促进对农村特质和地方文化的掌握,进而加强村落里的凝聚力,使农民成为有历史自觉、文化自信的群体。这样的村志编纂将会成为农村发展机制的重要环节,使我们对现代化发展的追求有反省的可能,对本土生活方式的文化价值有自我肯定的勇气。